日本东京的某些社区超市在特定时间段展现出有趣的规律：下午两三点，许多主妇推着购物车，衣着得体，妆容精致，挑选食材时显得从容不迫。然而当傍晚五六点再度出现时，她们的脚步匆匆，手中多是熟食和便当，急于回家做饭。社会学者观察到，这些主妇在下午两点半到四点半之间，部分人会聚集在咖啡馆或酒店大堂，又或者在某些公寓楼前闲逛。网络上流传着一个数据：43.8%的日本女性曾与已婚男性交往过，这一数据源自女性时尚网站Model Press的问卷调查。而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数据显示，约10%的已婚女性经历过婚外亲密关系。吸引眼球的并不仅是这个数字的准确性，而是其触及了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：日本的婚姻制度使得女性感到窒息，以至于她们将婚外情视为一种“呼吸方式”。

在日本，若妻子的年收入不超过103万日元（约5万元人民币），丈夫可享受“配偶控除”- 一种税收优惠，同时妻子作为“第三号被保险者”无需缴纳养老保险，也能领取国民年金，企业的“配偶者手当”通常也以这一金额为界。税制、社保和企业津贴被日本内阁府定义为“三位一体”，进一步将女性的角色锁定在全职主妇或家庭辅助者之中。换言之，这种经济激励暗示着所有日本女性：在家待着比上班更划算。日本政府的官方文件承认，这套制度在面对离婚与独生子女增多的背景下，存在“公平性问题”，并且离婚后面临贫困风险的情况也在上升。文档中提到，以前认为女性结婚是“永久的保障”，但如今高离婚率的现实让这一假设不再成立。

预计到2025年，日本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仅为55.91%，在全球排第74位，OECD国家中甚至是倒数第二。而中国这一数字为59.15%，排在第53位。虽然表面差距不大，但须注意到，许多中国农村女性参与农业和个体经营，而日本的全职主妇则常常被排除在劳动力统计之外，实际差距显著更大。更重要的是，现行制度还创造了一种“退出惩罚”：若全职主妇在婚后20年选择离婚，立刻需从“第三号被保险者”转为第一号，被迫开始缴纳国民年金保险费，而她的家庭劳动在年金记录上是空白。离婚时年金的分割只涉及婚姻期间的部分，基础年金并不在内，这意味着全职太太的晚年经济安全完全依赖于婚姻的存续。

许多人以为日本对婚外情的法律很严格，但事实远非如此。虽然法律允许受害方对出轨者提出索赔，然而赔偿金额在50万到300万日元之间，东京地裁的判例显示，100万到200万日元的获赔比例占49%。在不离婚的情况下，通常只会获得50到100万日元。按照当前汇率，200万日元大约等于10万人民币，而日本普通职员的月薪在30到40万日元，也就是说，被曝光的婚外情所需的成本约为3到10个月的工资。这笔钱往往不需一次性支付，可以通过庭外和解分期，若婚姻被法院判定为“破裂”，赔偿则减少，例如一案例中，妻子要求1000万日元，法院最终仅判定40万。这样的机制将婚姻忠诚务实转化为具体的金钱，让许多人觉得这个代价不算过高，法律的惩罚意图在此反而成了某种形式的“许可费”。

在中国，虽然《民法典》没有单独规定婚外情赔偿的内容，但离婚损害赔偿和家务劳动补偿机制构成了不同的逻辑。在北京的一起判决中，一名全职主妇因长期照顾家庭导致健康问题，在离婚时获得了15万元的家务劳动补偿。这样的案例传递出的信号显示法律开始认可“家务劳动的价值”，而不仅仅是对婚姻忠诚的金钱化处理。

日本政府在2021年的调查表明，离婚后只有28.1%的母子家庭能获得养育费，几乎四分之三的离婚母亲一无所获。这个令人震惊的统计数据显示了离婚后的经济困境，进一步加大了女性选择离婚的难度和顾虑。